在总结迄今为止的儒耶相遇或对话史时，黄博士概述了儒耶对话中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思维方式 的差异，神学方面儒家一元论的天人合一观念，信仰层面在中国一度流行的基督宗教是精神鸦片的启 蒙话语，政治层面认为基督宗教是政治稳定的隐患的担忧与焦虑，伦理层面基督宗教的上帝概念与儒 家伦理的冲突。黄博士还总结了有利于儒耶对话的积极因素：来自儒家的接 受上帝概念的信仰热忱，传教士公认的人格魅力，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诠释，梁燕城本色化的道论， 传教士利用自然理性解释基督宗教的教义。这些总结可以说是黄博士在考察历 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洞见，具有不容抹煞的价值。但是，只要会简单的加减法，就可从黄博士的概述中 见出这样的暗示：儒耶对话中的积极因素多数来自基督宗教，障碍多数来自儒家或中国。 笔者现在试着为黄博士的总结清单略作增益。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西方的政教关 系与中国的政教关系传统之间的差异，是儒耶对话必须面对的最坚硬有力的社会事实。在基督宗教世 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可谓根深蒂固”，“借助于大部分的历史，国家已经控制了不安的教会并 且利用它，但是从未摧毁教会对最终效忠于国家的拒斥。有时，教会掌握了国家，利用它达到自己的 目的，并将国家的精神忠诚世俗化为一种宗教国家主义”。在现代西方的一些 国家里，较普遍地被接受的原则是政教分离。但是，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教会与国家之间都呈现出一 种结构性的二元互动，张力非常明显。在传统中国，政教关系则迥然不同，基本上是政主教从，宗教 必须匍匐在普遍王权之下——尽管也出现过宗教性的反叛。这种政教关系传统在现当代中国仍然具 有活力。尽管笔者不想作出传统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价值判断，但是，任何宗教在中国都必须面对这 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从明清之际的传统中国到现当代中国，基督宗教无不受到这样的政教关系 传统的限制。它受限制的乃是这样的冲动：试图谋求独立发展，甚至形成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具有 竞争性的权力中心(虽然它自称是属灵的)；当它身上披戴的西方色彩越明显之时，国家对它的警觉 也就越显著。笔者以为，这才是黄博士所说的儒耶相遇的问题之根本所在；但很难说谁是谁非，我们 只能说这是一种坚硬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 再就儒耶对话的积极因素而言，笔者认为儒家的开放性至为重要。这种开放性在不同的境遇中会 表现出不同的程度，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如果我们将此处的“文”界定为思想或儒家的心态的 话。先说明末，由于阳明心学在解放思想方面发挥了示范性影响，思想界出现了非圣非贤的狂禅李 贽，产生了批判心学末流之弊端(玄虚无用)的实学思潮，更兴起了将儒释道三教熔冶于一炉的三 一教运动(天主教徒徐光启曾是教主林兆恩的学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思想氛围和明王朝即将面临 天崩地解之命运的大环境中，儒家表现出少有的开放性，而徐光启才敢于在写给皇帝的奏疏中批判在 他看来不具备普遍有效性和约束力的儒释道的伦理规范体系，并且为受到逼迫的天主教进行多维度的 辩护。再看看20世纪以来的情况，此时的儒家 已然丧失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性保障，它与基督教一样面临着启蒙话语和各种来自西方的其他 思潮以及后来的主流性的政党意识形态的挑战。尽管有一部分儒家在怀旧梦中作孤臣孽子状，拒绝对 基督宗教开放心胸，但没能阻挡这样的态势之发生：儒耶相遇或对话表现出充分的多元性。例如，即 使是黄博士所说的民族主义儒家，也并非都像黄博士所说的那样将中国文化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看 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笔者注意到，黄博士对贺麟显 然有所关注，但似乎并未深入挖掘其思想。事实上，贺麟虽然一方面以民 族复兴为己任，但另一方面并不敌视基督宗教，反而卓尔不群地将基督宗教纳入其新心学的架构之 内。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贺麟认定，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民族 复兴本质上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复兴的主要潮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 化的复兴。儒家思想是否有新开展、新前途，决定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在无可回避的欧风美雨面 前，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不能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的，而应该建立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在具体论及如何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以求得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贺麟展 示了以下途径：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宗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 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挥儒家的诗教。换言之，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将遵循哲学化、宗 教化、艺术化的途径迈进。 这种对基督宗教的开放性甚至使我们有理由将贺麟这样的儒家称作基督宗教新儒家。再说说黄博 ±在其书中界定的现代儒家吧，他们对基督宗教可谓坦诚相见，谦卑受益。没有儒家的这种开放性， 传教士再怎么具有个人魅力，再怎么利用自然理性循循善诱，再怎么对儒家经典进行灵巧的诠释，中 国在基督徒看来仍然可能是拒绝开裂的岩石。笔者之所以强调儒家的开放性在儒耶对话中的积极作 用，是想展示中国中心观(主张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从外力、外因，来看待中国的历史 与现状)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性。 儒家的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反衬出基督宗教的相对封闭性。因此，笔者想指出的是，在黄博士所展 示的儒耶对话的历史画面中，儒家是单方受益者。现在看来，单方受益也许正是黄博士的旨趣之所 在，因为他追求的正是向儒家显明基督教的真理；至于儒耶之间的和谐，虽然也是他的期许，但他决 不会为了和谐而无原则地放弃他的真理。重复一遍，这正是在宗教对话中采用置换模式的基督徒坚持 的那种“刚强的爱”的表现。不知会不会有一些当代儒家为自己在儒耶对话中的这种单方受益而窃 喜，或者为黄博士的那种基督宗教的相对封闭与屈尊俯就的付出而愤愤不平，这只能拭目以待了。